发布时间：1970-01-01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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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在福建省寿宁县郑家坑，粟裕、刘英率挺进师百余人与闽东特委会师。
由于闽东党组织长期失去与上级党的联系，需要上级的领导，况且叶飞还非常年轻，才22岁。所以很欢迎挺进师的到来，以为是来了领导。
在接下来召开的闽东特委与浙西南政委会联席会议上，叶飞他们主动提出接受刘英他们的领导。刘英他们坦然接受了这个提议。于是双方一同组建了闽浙边临时省委。
刘英担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闽东这边担任省委委员的有：阮英平、范式人、许旺等。
此时，挺进师创立的闽西南游击根据地已经遭受巨大损失，而闽东地区则有四块比较巩固的根据地：1.以寿宁为中心的福（安）寿（宁）地区。2.以宁德为中心的宁（德）屏（南）古（田）地区。3.以霞浦为中心的霞（浦）鼎（福鼎）地区。4.以福鼎为中心的鼎（福鼎）平（阳）地区。
原闽东特委的同志们看到挺进师已无根据地的真实的情况，就把鼎平根据地和鼎平独立团给了他们。这就是后来的浙南地区。
刘英以挺进师和鼎平独立团为基础创建了闽浙独立第一师，原闽东独立师改称闽浙独立第二师。
起初闽东和浙南双方关系紧密。刘英还派出干部帮助闽东地区和独立二师工作。但不久就发生了分歧。
分歧的重点是：闽东的同志不同意刘英提出的要独立二师离开闽东，去浙西南开展游击战、开辟新的根据地。
刘英认为闽东的同志不同意他的主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而闽东的同志则认为刘英的主张是左倾。
在一次省委的会议上，叶飞对刘英说：“如果闽东独立师离开了闽东老区，闽东根据地就没办法坚持，甚至有垮台的危险。”
叶飞继续说：“闽东独立师假如没有了闽东根据地作为依托，也就根本没办法到白区去开展游击战争。”
刘英说：“我让你们去白去开展游击战争，就是要你们到那里开辟新的根据地。”
粟裕说：“还要什么证据？我们挺进师在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已经遭受了那么严重的损失，教训还不深刻吗？我们总结了吗？主要领导同志检讨自己的左倾错误了吗？”
粟裕说：“我们在浙西南活动时期，没有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和新区的条件，相应改变斗争形势和组织形式。在龙泉、丽水、龙游一带活动时仍采取中央苏区时代的工作方式。在遭到敌人强大进攻时，无法站稳脚跟。根据地和部队都遭到损失。所以，部队活动总是遭到军队跟踪追击，始终没有办法摆脱。”
叶飞无法直接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只能这样说：“像你们那样在白区横冲直撞，我们没把握。我们开辟新区，在还没有巩固之前，党组织是不公开的。也不公开建立苏维埃政权。我们部队到白区活动时，一般是先派人去和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了解情况，然后部队才开进去活动。我们叫作‘群众工作在前，部队在后。’”
叶飞说：“我们共有四块根据地，还有大大小小的游击区。每次行动，部队从一块根据地到达活动地区公开活动，任务完成了，敌人调集兵力要来进攻了，部队就回到另一块根据地隐蔽休息。都是夜间活动 。一夜走七八十里。这样的话，敌人根本就摸不清我们从啥地方出来，又转移到啥地方去了。敌人搞不清状况。群众在我们一边，敌人脱离群众，所以他们找不到我们的行踪。”
粟裕说：“这办法好！这叫作狡兔三窟。窟就是根据地，没有窟兔就狡不起来。我们如果有窟就不会这么被动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闽东部队不能离开闽东根据地。我们挺进师就是吃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
粟裕说：“刘英同志不顾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服从多数人的正确意见，固执己见，致使省委内部出现严重原则性分歧。可是，省委自身又没有办法解决。”
粟裕说：“别着急，再想想办法。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设法与闽北地区党组织取得联系，请黄道同志来主持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让新省委来纠正刘英的错误。”
见面时在场的还有闽北军区司令员吴先喜，闽北独立师师长，政治委员曾镜冰等人。
叶飞向黄道等领导同志详细汇报了闽东和浙西南的斗争情况，以及自己和粟裕等人与刘英的分歧。
然后，叶飞对黄道说：“粟裕同志和闽东特委的同志们这次派我来，就是要向您和各位领导同志建议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统一领导闽北、闽东、浙南的斗争。并且请您担任书记。”
黄道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们说的有道理。当前形势严峻，远离中央，且与上级党委失去联系。如果几个地方能够统一领导，确实有利于革命斗争。但是，鉴于闽浙省委当前的情况，要建立统一领导，首先闽浙临时省委要自己对前一段工作做出总结，指出刘英同志的错误并责成他去恢复浙西南的工作，然后才能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
叶飞急切地说：“我们正是因为临时省委内部对于方针问题的争论没有办法解决，才请您出来担任领导的。”
黄道却坚持说：“如果你们本身不能处理问题，闽浙赣临时省委也就无法成立。”
叶飞说：“您这个意见，我可以向粟裕同志和闽东特委转达。但是，若无法处理问题，浙西南濒临危机，闽东又该如何办？”
黄道忧心忡忡，严肃地说：“是呀，是呀，闽东斗争的成败，你们是要对党负责任的！”
黄道同志听叶飞这么说怔住了。他经过慎重考虑后说：“如果正常的方法不能处理问题，只能采取非常方法，这是斗争的需要。何况临时省委是你们两家协商成立的，未经中央批准，可合可散嘛。”
叶飞回到闽东后，刘英召开闽浙临时省委会议。阮英平、范式人等同志参加。粟裕没有来。以前他总是同刘英一起来。
叶飞到底是年轻，居然竹筒倒豆子般地向刘英汇报了闽北之行，包括黄道的全部建议。
奇怪的是，刘英非但没有发火，却一反常态，满口承认浙西南工作的错误。但是，他并不同意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更不能同意由黄道同志担任书记。尽管过去他自己多次提议此事。
刘英反复说：“错误我们自己纠正，不用别人操心。我们已成立了闽浙临时省委，何必再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呢？既然你们大家认为我当这个书记不称职，不如这样，小叶，这个书记你来干吧。”
最后，叶飞只好说：“我们大家这样争论下去也不是办法，为了党的事业不受损失，我看最好的办法，还是好说好散。既然当初我们双方是协商成立的临时省委，并没有报中央批准，也还是可以协商解散的吧。我们退出吧，我们闽东特委退出临时省委。”
叶飞被抓的消息迅速传遍闽东根据地。部队和群众都非常气愤。他们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这次事件是在当时“左”的路线影响下，党内斗争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发生的。其表现形式带有浓重的中国传统色彩。
叶飞记得毛主席说过一段话，大意是：“火并”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是常见现象，看来在革命队伍中也很难避免。
1958年的一天，叶飞在上海开会。李富春问他：“听说你们那里有个‘南阳事件’，有没有啊？”
但他已经想到自己有责任如实反映闽浙临时省委那段极不寻常的党内斗争。所以，后来他在回忆录里记录了这件事情。
1936年秋，蒋介石任命刘建绪为绥靖主任，对闽浙、闽赣红色游击队进行“清剿”。增派到闽东的80师、9师、保安独立旅等，在反动地主武装的配合下，分驻在根据地周围，接着使用“五光”等残酷手段“围剿”闽东根据地。
闽东党和革命群众，早已具备进行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红色地方武装在原地坚持斗争，独立师仍然以纵队为单位，在根据地周围开展游击战争。
闽东地区有一只少数民族，叫作畲族。仅有20多万人。一半以上居住在闽东太老山脉、鹫峰山脉的崇山峻岭中，自称山民。
闽东特委发展了一个畲族党员。他在畲族中的工作开展起来之后，许多畲族群众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并成为骨干。
在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中，畲族人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特点是：1.对党最忠诚。2.最懂得严守秘密。3.最团结。4.在最困难时期，对党支援最大。
独立师的后方医院和修枪厂，就建在白云山支脉的竹洲山和屏风山的畲族村寨里。
1936年10月至1937年2月，反动派和当地民团，三次焚劫了这里的六个畲族村寨。
敌人抓住雷银俤等八位老人和妇女，拷问他们红军医院和修枪所的位置，他们说不知道。
最后敌人调来大军合围竹洲山，强杀村苏维埃主席雷良俊，烧毁全部茅屋。把藏在山上的畲族同胞赶下山，实行并村。编保甲，定连坐。
畲族党员雷成波等同志仍然坚持战斗，活跃在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的群山之中，掩护着红军后方医院和修枪厂。
在这段极其困难的日子里，闽东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畲族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红军。
到1937年，闽东大部分根据地已得到巩固。连江、罗源的部队经由海路南下莆田仙游地区，与当地红色武装会合，继续坚持闽东地区的斗争。红军的活动范围直抵下店，那里距离福州仅有30里。
在白区城镇的工作也开展了起来。整个军事、政治形势，对我党我军更加有利了。
闽东党组织只能从报纸期刊等公开渠道，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变化。而这些资料大多也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
在福州，有一个代号“莫斯科”的地下党交通员，经常为闽东特委买一些书报、药品、武器弹药。有一次，他甚至买了一门迫击炮送了过来。那是从军械库里搞出来的。
1936年冬，叶飞他们闽东特委收到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和《中国致中国》等一些宣传品。这是在香港的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寄到福州，然后转到闽东的。虽然闽东特委并未与南委发生关系，但知道这是党中央的文件，是新精神。
叶飞他们从报纸上了解到学生抗日运动在各个城市蒸蒸日上，感受到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所以闽东特委的政策转变是比较顺利的。
闽东学习闽西，成立了闽东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以代替闽东苏维埃政府。虽然并没有宣布取消苏维埃政府，但是不再打苏维埃旗帜。
闽东特委大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活动，颁发布告，大量翻印并张贴《八一宣言》。开始了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
当时提出的统一战线，是反蒋抗日，号召一切愿意抗日的友党、友军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土地革命到民族抗战，是一大转变。但刚开始时转变得还不那么大。
“一•二八”上海抗战之后，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叶飞他们在进步青年中做团结救亡工作，在十九路军中做士兵的工作。这样一个时间段光搞土地革命，不搞抗日救国显然是不行的。
“七•七”事变后，不再提反蒋，只提抗日救国。提出联合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
闽东特委政策改变后，很快收到了效果。农村和城镇的一些商人、联保主任、乡绅、教师都敢于和叶飞他们接触了。党团结的面更广了。
排长对迎接他的叶飞说：“我知道只有人和红军是真正抗日的，所以我们就来了。”
1937年8月底，为了进一步弄清全国形式的变化，叶飞他们决定攻取宁德八都重镇。这个镇子靠近出海口，是交通要冲。三都澳航船只能开到八都。这里只有民团百多人驻守。
结果搜集到了不少上海、南京、福州的报纸，整版刊登着抗战战况：“南京在苦战，张家口告急......”
叶飞他们在《申报》发现两个重要文件：《中国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第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就职通电》。从中叶飞他们才知道国共合作已经实现，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鉴于此，闽东特委决定改变策略，向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分别向福建省政府和闽东各县政府发出公函。采取了实实在在的行动。
反动派并不领情，仍然坚持反人民的政策，他们回复说：“北方合作，南方不合作。”还在不停地进攻，企图将闽东独立师各个击破。
1937年上半年，闽粤边红军独立第三团根据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与驻闽粤军一五七师进行谈判。7月，红三团团长何鸣擅自接受一五七师提出的无理要求，率全团离开根据地移驻漳浦，入驻后不久却被一五七师包围缴械，留下惨痛教训。史称何鸣事件。
福建省政府提出要叶飞亲自去谈判。为避免上当受骗，特委派范式人去了。
1.闽东人民抗日红军愿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队。干部由委派，保持的领导。
3.宁德、屏南、福安三县划为抗日游击队驻区。如果日军进攻福建，抗日游击队主动配合反击。
但是当局并无诚意，因此在原则问题上达不成协议，他们坚持要把红军收编为“保安师”。妄图在谈判桌上，得到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引起了叶飞的怀疑。却又不能拒绝。因此安排在边界的一个山村见面。这里距离宁德县城有一天的路程。
结果不到一个小时就被全歼。参谋长当场毙命。坐骑枣红色川马一直跑到山顶，终被俘获了。
当局对张云逸说：“游击队没固定地点，一下子找不到。再说了，他们已跟我们谈判了，你不必去了。”
张云逸通过关系看到叶飞他们的布告、传单等，知道叶飞他们不会上当，不会被“收编”，也就真的没必要去了。就离开了福州。
第二轮谈判，黄苏对范式人说：“贵党提出的条件我们解决不了，你们还是去福州，找省主席陈仪面谈吧。”
1937年9月中旬，由于上海战场更趋紧张，当局迫于压力，不得不重开谈判。
1. 闽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第二游击队。（闽西红军用了第一。由于当时信息闭塞，福建红军并不知道国共两党已经达成创立新四军的协议。）
1937年12月，在《福建民报》发表了《中国闽东特委共赴国难宣言》。标志着闽东国共两党的谈判获得了成功。
范式人回来后告诉叶飞：“闽南、闽中有些部队在县城集中后，被反动派缴械了！”
叶飞立即召开会议，他说：“我们肯定要坚持独立自主靠山驻扎的方针。部队不要开到县城集中，要集中到我们根据地中心的桃花溪地区。”
不久，闽东特委突然意识到有个问题没有处理好。那就是无条件接受了当局提出的停止打土豪这一条款。致使抗日第二游击队很快就陷入了经济困难。
当局觉得有机可乘，指使谈判代表黄苏回复说：“你们如果同意改称保安师，我们就可以负责发给你们给养。”
黄苏知道这是又要打土豪了，忙说：“别急，别急。你先等一下，我去请示领导。”
过一会儿，黄苏回来说：“让你久等了。这样吧，先借给你们700套棉衣，5000块钱。怎么样？”
顾玉良对他说：“项英和陈毅同志已经在南昌筹建新四军军部，你跟我一起去领受任务，可以吗？”
叶飞在南昌接受新四军军部命令：闽东独立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叶飞任团长，阮英平任副团长。全团1300多人立即开赴屏南县城集中待命。
1938年2月14日，叶飞和全团官兵奉命离开战斗多年的闽东，踏上抗日征途。范式人等同志留在闽东继续战斗。
临别时叶飞紧紧握住范式人的双手，依依不舍地说：“我们走了，这里就交给你了。”
关于这段历史，后来叶飞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50年过去了，现在回想在闽东五年的战斗历程，感到：
第一，它是全国最后建立的苏区，利用‘闽变’的有利时机建立的工农革命政权。由于它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严峻岁月里诞生的，失的联系，所以中央只是从敌人报纸上知道这里有党的活动，有红军、有苏区。
第二，它的创建不同于主力红军开辟的苏区，主要是依靠本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英勇斗争，是土生土长的。
第三，1934年春，福建党遭到大破坏，闽东党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必须根据真实的情况解决本地区的问题，独立自主地坚持斗争。
第四，闽东地区的斗争过程是从农动的小型武装斗争到建立苏区，到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始终以游击战作为基本斗争形式。
这些特点既是闽东苏区和红军的长处，也是它的短处。它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自始至终都是依靠群众的；受王明路线的影响比较少，受外来的错误做法的影响也比较少。
但是，由于我们没经验，又得不到上级的指导和兄弟苏区的经验交流，在斗争中当然要不断发生错误和遭受挫折，只能自己从错误和失败的实践中吸取这次的教训，纠正错误，继续前进。”
